我从来都不认为我自己有多重身份，至于人们常说的压力也谈不上有，我只需要负一个男人最低限度的责任，那就是照顾好我的家人。因为这是每个男人都要负责任的地方，如果这都算是压力，谁要说为老婆、孩子负责都感到有压力，那这个人就别活了。我没企业、没公司，说我有压力因为我得养活多么多的人，这个我还真没有。我们公司今年已经急剧膨胀，增加了50%的人，从俩人变成了仨人。原来我们工作就俩人，就我跟我经纪人两个人，现在多了一个助手，就等于我们三个人，可不是膨胀了50%嘛，你说我能有压力吗？我也不出去应酬，我也不求人什么事，所以我晚上都跟家人一起吃饭，我从来不跟人应酬出去吃饭不陪老婆、孩子。我觉得陪我姑娘吃饭是天底下最大的美事。在我看来公司和家庭真的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压力。我就是做自己该做的、能做的。一边混一边把该干的事都干了，我喜欢的一样也没落下，我觉得这样挺好。
大家感觉我的身份很多，什么小说家、诗人、电视谈话栏目的嘉宾，然后是评委、词作者、曲作者，还是电影的导演，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就是文艺圈儿里一混子，幸亏画画还不算文艺圈，要不然连那个我也混进去了。基本上我小时候有点儿不要脸，在那个书房写上“文青翘楚浪子班头”几个大字。当时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没有什么职业，我觉得一个人挂一个职业在前面特别无聊，整个人就被限定住了，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情一样，那多没意思啊。反而到最后有人说这人是能作为大文青的，文青翘楚，不局限于某一个行业，然后什么都能干，那是最好的。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优越感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事情。直到现在还会有，就是我现在不表现出来了。优越感不是坏事，坏的是有的人老在别人面前表现这个优越感、炫耀自己的优越感，那就是一件挺讨人厌的事了。我投胎就投成这样了，自己也没有办法，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首先我是一个北京人，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到大读的全是国内最好的学校，绝对的根正苗红。人家说自己也是北京四中的，我们都得问问你初中、高中都是北京四中的吗？我初中是北京四中A1班，也就是北京所有的尖子生都在那个班里，后来班里的同学全部考上清华大学了。清华大学还得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建筑系这四个最好的系才行。我高考那会儿化学成绩在北京市是第一名的。看着我长得不像学习好的学生，但是我上学的时候真的成绩非常好。
我妈曾经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这是迄今为止我记忆中我妈对我说过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我猜我妈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她眼前肯定有特别多的苟且，有很多让她不舒服的事情。她其实也不光是在跟我们说，也是在和她自己说。所以我和我妹妹深受我们家这种教育的影响，我们俩长大以后其实工作、生活、收入都还不错，但我俩都没买过房，就是连一尺都不买，但是我们俩都走遍过世界。我妈也是，我妈背着一个帐篷走遍过欧洲，我妹骑摩托车横穿过非洲。我妈说如果有一天真的是境遇来了，就比如说战争来了，真的走不了了，就读诗，诗就是人心里的最远处。人活着就一定要有诗意，尊严这东西有时候自己都掌握不了，不是说我们想有尊严了就有尊严了；我想让别人尊重我，别人就可以尊重我。但是诗意这个东西，是只要自己愿意，心里有这个东西，随时都能有的。还记得我和妹妹小的时候妈妈领我们在颐和园的长廊里仰着头讲述每幅画的含义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在每一座挂着对联的老房子前面读那些诗一样的文字，在门厅的回廊中让我们猜那些下马石和拴马桩的用处，从那么多静止的事物开始娓娓道来那些生动有趣的历史。那些颓败但厚重的历史告诉了我和妹妹世界之辽阔，人生之倏忽，而美之永恒。
后来我喜欢音乐，开始写歌、唱歌搞所谓的创作，这个跟我的家庭毫无关系，我的家人没有一个人干这个，就我自己一个人干弹琴卖艺这行。我家里人都搞研究，都是学术型人才。再说当时我也没干这个，当时我是导演以拍广告为生，音乐就是弹琴给姑娘听，草地上大家下酒用的，结果被人录下来拿给大地唱片听，后来我师父黄小茂就找过来了。等我家里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桌的你》已经满街都在唱了。我的父亲、母亲也都是留洋的，毫不传统，对此没有人说什么，更没有人出来反对，家里对我的选择不说是支持吧，但是也是十分包容的。再说我也不用父母支持，我自己的生活已经靠拍广告过得很好了。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上了林肯车，还拿了一个三万块钱的大哥大，下面还挂着一个大汉显BP机，现在看来当时那套行头挺土的，但是在当时那可是绝对的时尚。生活是不愁的。我的目标就是什么都能做，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不给自己前面挂一个什么职业，把自己的路放宽、放远这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人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最好，为什么非得有个固定的职业呢？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干的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心里面堵得慌，还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继续做那样的工作。我很幸运，因为我做的每一样，写歌也好、出书也好、拍电影也好，都是我发自内心的喜好。把自己的喜好做职业，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能赚钱是再美好不过的了，甚至有时候赚不赚钱都是次要的了。